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学界盛行访学。这一方面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的学术空气已经开始活跃；同时这一时期举办的高校教师进修班也比较多，如南京大学举办的以洪诚先生为导师的训诂学班，中山大学举办的以王季思先生为导师的戏剧班，以及杭州大学举办的以姜亮夫先生为导师的楚辞班等。这些进修班都是受教育部的直接委托而办起来的，学员多是各重点高校的中年教师，而导师则是学有专长的老一辈学者。老先生们不但人品好，学问好，而且学术襟怀宽广。他们除以自己的精湛学问教授学员外，也希望学员们能进一步扩宽学术视野，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于是，校际间的交流即访学活动便陆续开始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楚辞班的导师姜亮夫先生在授课间隙，也建议我们做一次访学。为此，姜先生还亲自给江浙一带的文史名家写了12封介绍信，并说：“我老了，行动不便了，你们代表我去看望一下各位老朋友；同时，你们也可以观光上国，转益多师。”于是，我们楚辞班的部分学员便在1980年的4月21日出发，开始了为期16天的访学活动。
程千帆先生。（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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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与陈中凡
我们第一站到达南京，并于4月22日上午先去南京大学拜访程千帆先生。其时程先生刚调到南京大学不久，住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四幢二楼的一套小居室内，屋内的陈设也非常简单。他的夫人即著名词人沈祖棻女士，不久前在武汉因车祸身亡，程先生还没有完全从丧妻的悲痛中走出来。但他看了介绍信，知道我们是姜先生的学生后，便连声说道：“姜老的学生，欢迎，欢迎。”不过他说上午后两节有课，约我们晚上再去晤谈。一听程先生有课，我们倒很高兴，当即问了上课的教室，就提前到达等候。
程先生的课是校讎学，记得那一堂课讲的是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间的关系。先生讲课风度潇洒，思路清晰，将三者间的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此后的讲课特别注重条理，便很得益于程先生的启发。
晚上七点钟，我们又应约来到程先生家中。程先生很健谈，讲话很放得开，语气也令人感到亲切。他先是说现在的大学老师都是植物，长在一地便不能挪动了，连动物都不如，并简单回顾了他调动的艰难。我们听后都为之心酸。谈到做学问的体会，他特别强调做学问面要广，基础要牢。不能像电线杆子那样，高则高矣，但基础不牢，容易被风吹倒。他说，研究文学的一定要关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唐宋文学的也不能只读唐诗、宋词，还要读《诗经》《楚辞》，甚至六朝骈文。这种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与姜先生的主张很一致，所以我们听了都能心领神会。离开前，他又拿出他夫人沈祖棻的两本诗词集，嘱咐我们转交给姜师母陶秋英。虽非正式出版，但印得却很精致。沈夫人生前与姜师母曾有唱和，所以姜师母得书后也非常高兴。
陈中凡先生。（资料图/图）
4月22日下午去拜访陈中凡先生。陈先生与胡小石、汪辟疆并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三老”，其时已93岁。南大中文系的领导劝我们不要去了，说人已聋得厉害，什么也听不见，更无法交流。我们说姜先生亲自写了信，让我们去看望，师命难违。于是系上便派人把我们领进了向阳南巷38号陈先生的家中。这是有着三间平房的一个小院，院子里长满了野草。进门是一个套间，里间也就是靠东的一间有两把椅子，一在东南角，一在西北角。东南角坐着陈中凡，他面前有一张小桌；西北角坐着他的夫人，也八十多岁了。两人相对无言。除了外间偶有保姆走动的声音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代学者晚景竟如此凄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不过陈先生视力还好，人也没有完全痴呆。他看了姜先生给他的信后，不等我们说话，便大声地用苏北话自言自语道：“姜亮夫，姜亮夫结婚我去的，在上海大华饭店。”接着便讲起了姜先生婚礼的盛况。中间我们想让他谈谈治学方面的情况，因为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实为批评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就用白纸写了一行大字：“您当年怎么会想到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他看了之后停顿片刻，说：“记不起来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去问郭绍虞吧！”我们一听，果然是没法交流了，于是便提前告辞。出来时，陈先生还一直坚持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看着他瘦弱的身躯和机械般挪动的双腿，我们心里又是一阵悲凉。果然，又过了两年，就听说他在1982年7月逝世了。而我们也庆幸能赶在先生百年之前去拜访他，并向姜先生如实作了禀告。临出南大前，我们又到中文系购得了《胡小石文录》和程千帆的《校讎略说》，虽非正式出版，但前者有匡亚明的题签。
王善业先生与女儿。（资料图/图）
卞孝萱与王善业
下一站要拜访的是卞孝萱先生和王善业先生，都是扬州师院的。程先生和卞先生私交甚好，他听说我们要去见卞先生，又专门给卞先生写了信。卞先生是范文澜先生的助手，曾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我还曾听赵俪生先生说，当年他编辑《文史哲》时，还曾在该刊上发表过卞先生的《刘禹锡年谱》一文。
我们于4月25日上午到达扬州师院，由中文系办公室的一位姓魏的女同志领我们去卞先生家。不巧，卞先生的胳膊刚摔伤，还缠着绷带，不能长时间会客。但他还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过让他谈治学经验，他很谦虚，不谈自己，只谈范老的治学。据他说，范老常劝年轻人治学要坐得下来，要能耐得住寂寞。关于前者，范老以“天圆地方”为喻，说天就是脑袋，地就是屁股。“天圆地方”是说做学问既要头脑灵活，又须能坐得住。关于后者，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名联，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些对年轻的治学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卞先生跟扬州旧书店比较熟，他便介绍我们到那里去淘书。我们拿着他的介绍信直接进书库挑选。记得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陈子展的《雅颂选译》、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以及桂馥的《史可法书信九种》、王筠的《说文句读》等书，都是从那里购得的。卞先生还向我们介绍了扬州的名园，并画了一张参观路线图。但因时间紧张，我们只看了一个何园（即寄啸山庄）。但说起来我与卞先生还真有些缘分。二十二年后，即2002年的4月，我们又在洛阳的国际辞赋研讨会上见面了，他竟然还能认出我来，并说了一句“他乡遇故知”，随后又聊了些当年的事情。不过他早已不在扬州师院，也调到南京大学了。
4月25日下午，我们去拜访王善业先生。王先生是语言学家，并通晓英语和德语。民国时期曾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他的《读说文解字札记》姜先生上课时也提到过。我还听姜先生说，他能用复原后的中古音诵读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时引起过轰动。我想，姜先生让我们去见语言学家，实有开拓我们学术视野的用意。
王先生住的是平房，不过前面有一个回廊，廊柱间摆了几盆鲜花，其中有一盆春兰开得正盛，老远就能闻到那沁人肺腑的幽香。我们去时，王先生正在摆弄兰花，于是主人便搬来几个凳子，大家都坐在廊下，边赏花边聊起来。王先生说他是1952年从上海一所大学来到扬州的，并参与了苏北师专（扬州师院前身）的创建工作，至今已快30年了。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现在已不上课，文章也很少写。谈到治学，他也主张早期应多读书，书读多了，视野自然就开阔了，而且各种学问还会相得益彰。他还以自己为例，说他主攻的是语言文字学，但于诸子百家也很喜欢研究。
告别后，我们又来到系上，并提出想购买王先生的著作，系上回答说：“没有。”
蒋天枢先生。（资料图/图）
朱东润与蒋天枢
4月30日到达苏州，去拜访朱季海先生。因前已有专文述及（见《南方周末》2023年5月11日），这里就不再说了。
5月2日下午到达上海，第二天上午便先去复旦大学拜访朱东润先生。朱先生住第二宿舍六号，很快便找到了。我们呈上姜先生的介绍信后，朱先生很热情，连声说：“欢迎，欢迎。学术研究就应该互相交流。”谈到当前的学术界，朱先生说：“现在有些搞文学史的都是骗人，还没有读几本书，对写作背景也不了解，就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论述起来。有的人读了三首李白的诗，便在那里大谈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这不是骗人是什么？”我们问：“那应该如何研究文学史？”他说：“先搞传记，将作家的生平事迹、思想脉络理清；然后再读作家的作品，最好能搞个注本出来；最后再下笔写文学史。”他说这些年自己已写了《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几本传记了，又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摞书稿说：“我现在正在写《陈子龙传》。”我们知道朱先生对《楚辞》也很有研究，并写过不少文章，连忙问近年来为何不见他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这一下朱先生激动起来了，说：“光一个郭沫若就够我应付的了，还写什么《楚辞》文章！”接着他便回忆起1951年在《光明日报》连载了四篇《楚辞探故》的文章之后，被郭沫若劈头盖脸一顿猛批的情况。他说：“那里面的有些观点其实并不是我的，是我引用了别人的，他也把账算到我头上了。哪有打官司连律师也一块审的？他还怀疑我和何天行是不是一个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何天行为何人。学术研究嘛，各种意见都要允许发表，不能只是一种腔调。”
谈话中，朱先生还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细水长流，从长计议，不能急于求成。熬夜突击是伤身体的，最不可取。最后他说：“我今年85岁了，五年内还不想死。我现在每天的写作进度就是一页稿纸，500字。”我开玩笑地说：“要是一句话还没写完呢？”“就是一个标点，也要等到明天再点。”他说。
从朱先生家出来，我们又来到一舍11号蒋天枢先生家。蒋先生与姜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他看过介绍信后先问了姜先生的近况，然后就直接谈治学。他说，研究学问，知识面要宽，要多读书。现在的书多是标点本，这不利于做学问。要读没有标点的书，反复读，书读多了，其义自明。他还十分感慨地说：“现在的研究生都不如以前高小学生的水平。”我们忙问其故，他介绍说：“我今年刚招了一个研究生，总分、外语都上线，古汉语还考了80分。但复试时我让他说出五篇屈原的作品，他就只知道《离骚》。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是刻字工人，古文字摆弄得很熟，外语也是临时突击的。这怎么能行呢！”
蒋先生还提到，这些年他的主要精力是整理陈寅恪先生的文稿，自己的事都推后了，只有一本《楚辞新注》在修改中。他还让我们珍惜跟姜先生学习的机会，并说姜先生的《楚辞》研究在国内绝对是一流的。
顾廷龙先生。（资料图/图）
陈子展、郭绍虞、顾廷龙
陈子展先生住在校外，5月3日下午，我们又来到长乐路942弄二号拜访陈先生。陈先生住的是一楼，有点潮湿，都快夏天了，他还穿着棉鞋。他的住室也很简单，进门是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摆了两个简易的沙发和几个凳子，就算是会客室了。靠北面墙根还有一个四格的小书架。陈先生说，他的书只有两格，上面两格是他女儿的。陈先生说，他从来不买书，也不藏书。我们问写文章时用书怎么办？他说就到图书馆去看。
话题还是从《楚辞》研究开始。陈先生说，自1962年以来，学界有种风气很不好，好像不找个对立面就不能写文章，动不动就批评别人，而自己却拿不出什么货色。对“文革”中出版的唯一一本研究《楚辞》的著作，即谭戒甫的《屈赋新编》，陈先生尤多贬词，认为不值得一读。在《楚辞》研究方面他比较看重郭沫若，而对游国恩、陆侃如等则表示不敢恭维。我们知道陈先生对《诗经》和《楚辞》都深有研究，就问他研治《诗》《骚》该如何入手。他说：“一是要先打好文献基础，把该读的书都要读过，包括历史、语言乃至考古、民俗方面的资料都要掌握；二是不要轻易怀疑古人，如对《诗序》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就不能一概否定。对有些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宁可存疑。”陈先生晚年著有《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书，在学界享有盛誉。而这两书都可以说是陈先生上述治学主张的体现。
5月4日上午去南京西路886弄406室拜访郭绍虞先生。郭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正忙着整理自己的《宋诗话考》，书桌上就放着一大摞书稿。听说我们是姜先生的学生，他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向我们谈起他的治学主张来。他说，做学问首先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要通过博取以确定专攻的方向，不博就没有做学问的基础，不专就不能取得研究成果。其次，方向确定了，就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你就只要不停地做，终归会有成绩的。他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假期，也没有星期天。谈话时我们无意间瞥见了书桌对面墙上所挂的一张上海市人民政府奖给先进生产者郭绍虞的奖状，大家都认为这应是对郭先生忘我劳动精神的最好写照。
看到郭先生很忙，我们不忍心多加打搅，便提出告辞。临出门时，郭先生又问我们后边还有什么安排。当听说我们还要拜访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时，他说：“你们先不要走，一会儿他就来了。”果然，不大一会，顾廷龙先生身着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右手还拎了个照相机，步履轻盈地就从楼梯下走上来了。郭、顾都是苏州人，两家好像有什么亲戚关系，所以经常走动。顾先生也七十好几了，但那副矫健的身姿，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古稀老人的样子。他知道我们的意图后说：“今天来不及了，明天上午到上海图书馆见吧！”
于是，第二天我们便来到了顾廷龙先生的办公室。廷龙先生不但人极潇洒，而且讲话口齿也很清晰，不似乃侄颉刚先生的讷讷。那天他主要讲了文献及目录之学对做学问的重要性。他认为，文献是做学问的基础，别看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而一旦文献基础出了问题，他的立论也就站不住脚了。还有一些新发现的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也能推翻过去的一些成说。他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为例，说明以前学界普遍认为《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的看法是错误的。而如何去查找文献，这就要具备目录学的知识了。他还特别指出，一些谱牒中也蕴含有珍贵的文献史料，做学问时可注意运用。为了拓宽学术视野，顾先生还介绍我们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并给张馆长（编者注：时任馆长为沈之瑜）写了介绍信。
我们旋即到了上海博物馆。馆长也很热情，先是安排办公室李俊杰主任陪同我们参观正在举行的画展，接着又问我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字画没有。我提出想看刘统勋、刘墉父子的书法作品，于是张馆长便打电话叫人送来了一帧刘统勋的书法和九帧刘墉的书法。刘氏父子是我的乡前辈。刘墉的字常见，但分不清是本人所书还是黄（王）氏妾代笔。而上博所藏，都是经专家鉴定过的真迹，真是大饱眼福。刘统勋的字就更难得了，此公一生谨慎，除公文外不多动笔，平日里就连桌子上的每一片纸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唯恐因文字而肇惹祸端。此次在上博所见，是我第二次得瞻这位乡贤的书法（第一次得见是赵俪生先生所藏的一帧），字体有点董其昌的味道，不过较董更为劲拔。
徐震堮先生。（资料图/图）
徐震堮与戴家祥
在华东师大，我们要拜访的是戴家祥与徐震堮两位先生。戴先生与姜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他们的毕业论文都是王国维先生指导的，姜先生写的是《诗骚联绵字考》，而戴先生写的是《甲骨文研究》。徐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1963年下半年为我们讲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当时讲这门课的有好几位老师，如赵善诒先生、叶百丰先生，还有马兴荣先生等。徐先生讲的是唐代文学作品，他当时已经六十开外，身体好像不太好，讲话声音很小，坐在后排的同学几乎就听不清了。我每次上课都早早地去，坐在前三排以内，并很仔细地分辨着他那带有浓重乡音的话，居然还能听懂大半（全懂是不可能的）。他对《三礼》极有研究，所以讲课中常常有着对礼制及官制的考订。他讲韩愈的散文，有意避开常见篇目，而选了一篇比较生僻的《蓝田县丞厅壁记》来讲。他先对唐代畿县（京都旁之县）的职官如县令、县丞、主薄、县尉等一一作了介绍，然后结合课文，重点讲县丞的有职无权，形同虚设。唐代的县丞虽是县的副职，然其唯一的工作只是“副署”，具体的事一概不能过问，主薄、县尉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就在“副署”时，底下办事的吏员也是把文本卷起来，不让他看案卷的内容，只留出纸尾的一角让他签字。讲到这里，徐先生便会做出一手拿案卷，一手指着签字位置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经过徐先生细致入微的讲解，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对我们来说已不再生涩，只觉得它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政治讽刺小品文。而且，他虽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却懂英、法、德、意、俄、西班牙等六国语言，而且其世界语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这些我们在校时就已经知道。但他是如何学会这么多种外语的，对我们来说则一直是个谜。所以我便很想借此机会去向他请教。于是，在5月2日晚上，我们一行又到师大二村86号来见徐先生。
徐先生的身体仍然还是那样弱，但精神很好。由于是在客厅内当面说话，所以也比在教室内听得真切。记得当晚的话题有两个：一是请他谈谈学外语的经验，一是请他谈谈古代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关于外语学习，他说不要孤零零地死记单词和语法，而要结合作品来记，最好是找一本典范的文学作品，从头啃到尾，这样单词也够用了，语法也就懂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馆的一个“一秘”就是这样学的，结果他一开口，那典雅的语言让英国人都为之震惊。“一秘”用的那本书的名字徐先生说过，可惜我记不住了。关于古代文学，他没有多谈，只说他正在主持华东师大古籍整理小组的工作，并介绍说同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大一时教我们写作课的林艾园先生。林先生也很博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兰州的新华书店内见到过他保存并整理的郁达夫、王映霞书信集，因当时没有带钱，未能买下，至今还引为憾事。
原想第二天再去拜访戴先生，但听历史系办公室的人说戴先生在外出差还未归来，只好作罢。遂失去了一次受教的机会。
到此，我们的访学活动便结束了。时间虽短，而受益良多。如今，我们所拜访过的各位学界前辈都已归道山了，但他们的风貌依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的教诲也永远记在我们心中，并影响着我们此后的为人和治学。
张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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